訪人物 #03 —— Alain Brossat 布洛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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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大學歷史系玉山學者 |
Alain Brossat（以下稱布洛薩）教授目前是成功大學歷史系的玉山學者，在去年由成大人社中心（以下稱人社）承辦的國際人權藝術節中，他擔任國際學人講座的主講者，領導了工作坊的討論，也因此與人社中心締結了緣分。身為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他主要研究當代法國哲學思想，深入移民、庶民與社會底層主體性議題，同時致力於文化與智識解殖研究。人社中心很榮幸透過第三期的「南視角」人物專訪，一探教授在成大的教學與研究生活，更進一步了解教授投入學術研究的背景和歷程。
人社：首先想請教的是，教授身為玉山學者，在歷史系執行過哪些特別的研究與教學計畫？而身在文學院，又對成大人文的發展現況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布落薩：在成大歷史系期間，其他歷史系教授的課程中若談論到和我研究領域相關的議題，像是電影、文學、20世紀政治暴力、當代歐陸哲學等等，我就會加入他們的教學。而在開放給各科系背景學生參與的研討會中，我們探討過美國導演佛萊厄提（Robert Flaherty）以及民族誌電影的起源、電影中的漢生病與漢生病患、另類建築、臺灣社會中的烏托邦與異托邦，以及殖民主題的電影。在專題課堂中，我和學生們也著手一項田野計畫，調查臺灣鄉野地區人與動物（蛇）之間的關係。而在成大的研究教學以外，我去過臺灣其它大學（臺灣大學和中山大學）講課、參與工作坊，也出版了幾本中英文專書，包括《抵抗的人民．不屈的電影：布洛薩的電影、哲學、政治札記》和《錯開的交會：傅柯與中國》，還有即將出版的 Treasure Island: The discursive struggle for Taiwan in the midst of the New Cold War，另外也和我的博士後研究員，來自西班牙的黃睿（Juan Alberto Casado），一起製作了 Invisible Armada 這個網頁。
成大是一所兼具規模與名望的大學，卻沒有哲學系和社會系，由此可見成大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發展得較不完整。還有一次，由我講授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Erwin Goffman）的課程，竟是由台文系開設，只能說蠻特別的。我很榮幸成為歷史系的一份子，但顯然我們這些人文學者在成大的生態系裡只佔據了極其微小的部分。只不過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不管是基於歷史發展或政治意識形態等原因，人文與社會學科在臺灣的大學裡——以一句法文俗諺形容——就像是「馬車的第五個輪子」（la cinquième roue du carrosse）。
人社：今年六月您主辦了「當下的本體論」（Ontology of the Present）研討會，八月時也在「臺灣文化的形塑與構成」研討會中參與發表。身為一名人文社會領域專家，您認為主流文化理論是可以一體適用，或者只能套用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環境呢？臺灣的文化從世界的角度看來，又具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布洛薩：身兼研究者與教師，我想做的並不是把學術理論、學者作家和各種主義學說，像其它法國製造的產品（如美酒、香水和包包等奢侈品）一樣進口到臺灣，而是更複雜的，進行不同文化之間的翻譯。我盡己所能地傳遞我專業範圍內的學科觀點與知識，讓那些與我對談的師生們能夠受惠於此。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透過「當下的本體論」國際研討會，喚起這些對議題感興趣的人對當代研究方法的意識，以及對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所啟示我們的時代問題的覺察。
我是受過學術養成的哲學家，學術生涯也都在傅柯創立的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Université Paris 8 Vincennes-Saint-Denis）中度過。我深深相信每個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的，會發展出特定的知識，而我們在各個文化之間跨越穿梭的時候，也會遇到各式各樣沒有受到全球化抹滅的門檻。這也是文化之間的爭辯和誤解之所以無所不在，而德勒茲（Gilles Deleuze）、傅柯、巴迪歐（Alain Badiou）等當代法國哲學思想難以行至臺灣的主因。但換個角度想，我們可以靠著不斷努力，讓有意願也有動機傾聽的受眾們，對這些哲學思想保持敏銳。要實現這個願景，就必須拋棄在學校課堂中，將哲學書類和主義學說視為一個科目傳授的作法。哲學不是這樣的，我們首先得讓群眾經歷一番與自身全然相異的想法和言論，再由此喚起他們對於不同思考模式的好奇心。
至於臺灣文化，由於它並非遺世獨立或封閉的存在，而是與其他文化實體緊密關聯，因此就像其他文化一樣，對世界具有重要的存在意義，就如李維史陀曾經言道，每一個文化都是一個無限的世界。當然，要是某個文化試圖抵制另一文化，它就是不正當的。文化之於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動能，絕對不能落在崇慕權勢的政客手中，為他們利用和操弄。
人社：您認同社會學中所謂的「南方觀點」嗎？您在臺灣「南方」居住和生活的經驗是否改變了您看待臺灣文化的角度？
布洛薩：近來大家普遍接受一個說法，那就是世界分為所謂的「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且兩者之間存在著人民生活條件與政府型態等種種面向的強烈對比，在解殖觀點（decolonial perspective）中尤是如此。
然而，臺灣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嗎？對於這點我們尚存疑慮。臺灣的確曾經受到殖民，曾經連續附屬於各個殖民母國也的確是臺灣歷史的特點，但相反地，臺灣的政治、文化與經濟菁英們總是在展現、強化這片土地對於全球西方的歸屬感，他們透過不遺餘力的努力，讓位處南海和東亞的臺灣成為西方世界的一份子。不管從地緣政治或地緣戰略的觀點，或者從當地生活方式和政治型態等面向觀察，都不難發現臺灣就跟南韓一樣，儘管曾受大國支配，仍屬於全球北方。一個關鍵的指標就是這座島上有非常多來自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的經濟移民，他們來到這裡工作，同時遭到嚴重剝削，是典型的從屬階層。而無論短期或永久移民到北美的臺灣人中，則沒有一個屬於勞工階級。這些富裕的臺灣中產階級，冀盼著成為「正常」美國人，更期望在文化上被完全「洗白」，進而同化。
由此，生活在臺灣的這麼多年來，真正深刻改變我對世界看法的，並不是臺灣從來就非屬其中的南方影響，而是「移植」到華人世界和東亞的體驗——失根——是長久的迷失狀態和困擾著我的疏離感造就了這些變化。對歐洲人而言，臺灣是個很適合擺脫一切，前來長居的地方：這裡存在著一種形式上激進的他性（otherness），但又被無所不在的市集／超級市場式的西方風格削弱過濾了一番，所以不是很不近人情的那種。當然，跟中國完全不一樣。
人社：電影在您的文化研究中一直是很重要的取徑。今年七月，您的《抵抗的人民．不屈的電影：布洛薩的電影、哲學、政治札記》也正式在臺灣翻譯出版。為什麼您會以電影而不是其它媒體形式，作為研究的焦點？
布洛薩：其實是時代氛圍使然，在我18歲的高中時期，有時會略過午餐，去當時還算很新潮的「常設電影院」，看高達（Jean-Luc Godard）、布紐爾（Luis Buñuel）和柏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等導演的電影。當時中產階級的嬰兒潮世代企圖在電影中尋求解放，而不是透過聆賞古典戲劇、「偉大」音樂和美術館藏等等，明顯帶有資產階級屬性的藝術。當時的電影代表著逃脫、冒險，也具有批判和抵抗的意識，後來，便成為我研究的主要取材。
我試著在現代哲學、激進派政治與電影三者之間，尋找足以激發想法的加乘效應，但我也注意到這樣的方式對新生代發揮不了作用：我常在課堂或研討會中播放電影片段並加以評論，卻看見現在大多數的學生無法專心觀賞短短幾分鐘的影片，還時不時會把手機拿起來看。他們的專注力已經受到令人成癮甚至為奴的數位科技拆分。這樣看來，我曾經奉為圭臬的電影落敗，而面對新世代的我，就像是最後的莫西根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影癡——是最後的瀕危物種。
人社：您在成大還有什麼想持續執行的研究或教學，或者接下來有什麼樣的規劃？
布洛薩：我與成大和玉山學者的聘期都到這個月底結束，目前也不知道會不會續聘。只能說在成大歷史系的這些日子裡，我和教授及行政同仁們的相處十分愉快，也得到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就差在時間太短了。我和合作無間的團隊夥伴們還有許多構思中的計畫，只是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付諸實行。這個月後我可能就成為流浪學者，就算是這樣也不會動搖我對臺灣的感情……。
相關連結：
☛ 2022 國際人權藝術節：暗夜與微明——五月的巴黎街頭／布洛薩
採訪、翻譯、編輯／林俐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