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簡單卻使人迷惘的問題。

「身份」這標籤，不知從何定義，卻如此理所當然存在。你是否曾想過有天，在陌生外國機場通關處，被他人用一張陳舊黑白大頭照，與一句「即刻遣返，終生不得入境」，完全抹滅你過去的經歷，更強加上一個全新身份。這時的你還是你嗎？

《漂流廚房》，在沒看過這部片前，很難想像「漂流」「廚房」兩個詞如何連結。「是在海上的廚房嗎？」「漂流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又有廚房兩個字」映後座談那天觀眾滿是疑惑說著。關於這四個字導演想表達甚麼，她這麼說：「漂流，就是那些嫁過來的台灣女性們，在台灣時心繫母國的爸媽，在母國時又心繫台灣的孩子，是一直在漂流 ...。而，廚房，就是身體像廚房，它藏著很多味道、記憶，它可能在不經意時刻被打開 ...」。這部紀錄片原是要拍攝關於新移民，導演卻在陰錯陽差下被流浪捲入，在這漩渦中她試圖去尋找關於身份認同、關於我是誰的答案。

2012 年是《漂流廚房》拍攝的起點。宗怡的朋友在南洋姐妹會當社工，當初想拍攝募款短片，此機緣下找惠萍一同協助，於此開始認識新移民社群議題。來自各地、身處異鄉的姊妹們有著同樣的鄉愁，他們除互相扶持、學習語言，更一同烹煮南洋家鄉料理，透過食物的味道重現記憶中媽媽味。惠萍在姊妹會中認識了兩位新住民－泰國籍的柯雅、柬埔寨籍的莎莉，他們倆同樣藉著味道的執著，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複製、留下屬於記憶裡的家鄉味。

相較莎莉與柯雅，身處臺灣，往返南北兩地的惠萍，很難想像「離鄉」的滋味，更不清楚家是建立在什麼東西上面，是家裡洗衣店熨斗蒸氣的味道嗎？她說：「我媽媽不太會煮菜，看著莎莉她媽媽走了之後還能做菜去想念她媽媽，那我怎麼辦？ 」。於是她向莎莉問到：「我可以拍你嗎？」，她欣然的答應了。導演除了深入拍攝莎莉與柯雅在臺的生活，更在 2015 年透過「流浪者計畫」展開東南亞旅程，實地造訪兩人故鄉。

越南｜這是流浪的首站，導演常駐足於巷間咖啡店讀書、寫筆記，日復一日，嘴開始變得挑剔，並不是越南食物不好，而是不對味，鼻子出現了幻嗅，黑松沙士的氣泡香、炸豬排的油味、臺灣的白米香不斷湧現。

柬埔寨｜導演跟在台灣認識的柯雅已約好，在此她暫別一人流浪，進入了柯雅家庭旅遊，拍攝柯雅與她母親、家庭的日常生活。

泰國｜原想在這停留較久時間，所以提早出發，導演和在台灣認識的泰國朋友莎莉相約曼谷，預計前往莎莉老家看看，但，一場遣返事件徹底打翻她的計畫。

泰簽早在臺灣已申請通過，一如慣例前往通關處排隊，通關人員收下她的護照，問了些問題，但都不是他們要的。接著被帶往辦公室，他們從電腦中調出一名中國政治通緝犯的護照資料，模糊的頭象及上頭的名字「Chen, Hui-Puen」，巧的是出生年月日一樣，與「Chen, Hui-Ping」羅馬拼音只差一個字。通關人員問道：「身分證上的出生年 ( 民國 ) 怎麼跟護照 ( 西元 )不一樣？」「你真的是台灣人？」等問題。「我是台灣人，我不是你說的中國人」惠萍理所當然的回應道。然而，再多的解釋僅是徒勞，儘管手持護照、有名有姓，但始終無法證明自己是誰，無法說明自己台灣的連結是什麼。最終她被宣判必須即刻離境，且終生不得入境。

原以為這部片會漫長的拍下去，以為最後一場景會結束在莎莉老家，沒想到，這機場事件打亂了拍攝計畫。回到臺灣，彷彿自己還沒回到家，「我的魂魄還有一點留在那機場空間裡沒有回家」惠萍回憶說到。她感到苦悶、煩躁、沉重，沒辦法整理過去所拍攝的素材，甚至連素材都沒辦法去看。她不斷問自己「為什麼我沒辦法證明自己是誰」、「為什麼我們不能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泰國台北辦事處也曾開玩笑勸她「改名，重新辦本護照，在入境試試看」。也有朋友建議是否找律師，或找出「Chen, HuiPuen」這個人。太多疑惑使她苦惱，她不是在流浪，而是被流浪捲入。

「走路」是這部片的結尾。那天觀眾好奇的問道：「走路那部份得到了什麼？打開了什麼？」。導演說道：「走路的過程有一點像收魂吧 ! 把自己的魂在這路上收回來，確認自己真的回來了」。

帶著煩惱苦悶上路，離開日常作息，為期十四天徒步行走台灣，任憑風吹、日曬、雨淋，透過雙腳與血肉的疲累，重新認識台灣作為家鄉、土地的真實感，這就是她走路的目的。然而，觀眾又問道：「這遣返事件為何會讓你如此痛苦？身體上沒受傷，這哪有甚麼」。座談當天，惠萍是這麼說「我理所當然知道我是誰，但在那個環境你沒辦法證明，他否定你是誰，並加上另一個身分，而你只能接受，我覺那很恐怖，那個恐怖連我回台灣，都沒辦法消化它」。一旁的宗怡也補充到「那個恐怖不是來自物理上的，而是有個根本的東西，那東西就是，存在被剝奪，我就是我，如此天然與理所當然，但它也可以被別人剝奪」。

這部片談的不僅是新移民的遭遇及故事。更是以移除標籤的視角，理解同為女性的生命漂流經驗。「身份」這標籤本該是讓人方便去認識，而不是把它定型化、簡化；「認同」本該是每個行為、每個個人，來自於你生命經驗，它是被生命經驗獨特塑造出來的，而不是心裡面的意識形態。不可否認，每個族群的遭遇、處境確實不同，但存在的本質是相同的，若始終用特定標籤或符號去切割，我們將永遠無法理解對方。

座談尾聲，宗怡分享了一席話「誰可以獨佔台灣人這位置？原住民被平地人說道，我是台灣人你是山地人」，很有意思。

Ｑ：宗怡在這部片擔任製作協力，這與導演之間的合作關係是什麼？
宗怡：創作跟自己生命是切不開的，我的角色是不斷的跟她對話、不斷的整理，這些東西對她而言是什麼，這都需要去釐清、剝開、面對，我的角色比較像是這樣。

Ｑ：《漂流廚房》這部片子剪了非常多版本，這過程是怎麼樣，以及最後為何是這個版本？
惠萍：今天大家看到的是第五版本，這個版本剪輯花了一年的時間，因為那機場事件很恐怖，我一直沒辦法消化它，所以過程花了很多時間。第一到第四版本，其實都是在說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藉著莎莉跟柯雅，去控訴為什麼我會遇到這事情，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幫助我。一年之後這樣的情緒讓我好累，而這會讓我顯得突兀，我覺得只有把自己放到這平面上，跟他們在一起，才能夠完成這部片。

Ｑ：柯雅、莎莉都是藉由食物與母親連結，跟妳比較不同，為何導演妳會把自己的經驗與柯雅、莎莉做比較？妳的動機是什麼？
惠萍：我們三個都是女兒的身份，我的媽媽不會煮菜，但我有在洗衣店的成長經驗，柯雅、莎莉藉由食物與母親有連結。對我來說家不只是廚房裡面的味道，它可能也是洗衣店裡面熨斗的蒸氣味道，所以，我經過洗衣店，我都會很在意別人家洗衣店長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