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訪問 ✦┄┄┄┄✦

遇見南方：島嶼考古中的他者與自身

考古學研究所副教授／熊仲卿

　　南方海域的歷史從未沉默，臺灣也從來不只是觀察者，而是一個長期參與、記錄與聯繫的節點。當我們重新凝視「南方」這個方位，從中國東南沿海到臺南平原再到東南亞群島，從史前時代的遺跡到殖民時期的地圖，我們看到的是一張由信仰、物質與文化構成的多重網絡，而非單向擴散的文化軌跡。本期《大員記刊》以「遇見南方」為題，回應「全校型臺灣學計畫」2025年度以南方為重心的整體佈局，這不只是視角的轉向，也是一場重新理解臺灣歷史過程的實驗，南方不再只是疆界外的他者，而是我們理解自身由來，定位島嶼歷史與文化發展的關鍵入口。

　　本期專訪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副教授、兼任多元文化中心主任的熊仲卿老師，他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取得博士學位後長年關注臺灣與東南亞間的跨島歷史與文化流動，出版專書《香料貿易與印度尼西亞班達群島的陶器演化》，並曾在Nature與Asian Perspectives期刊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他的學術實踐聚焦於華南、臺灣、東南亞島嶼之間的海上貿易、文化流動、人群往來、社會變遷、地景與歷史再現等議題，展現出高度的跨域整合視野與島嶼觀點。

　　在熊老師的眼中，臺灣不只是南島語族起點，也不是單一歷史敘事的結果，而是一座交錯互動的文化場域，而印尼摩鹿加群島的香料，牽動的不只是海上貿易，更涉及權力與空間秩序的重組，地圖承載的不只是地理資訊，而是觀看命名的權力邏輯，而西拉雅的公廨則見證了文化治理與地方歷史變遷的深層機制。透過這場訪談，希望讓大家透過熊老師的觀點中，重新思考島與島之間的連結不只是過去的痕跡，而是一條仍在生長中的思想脈絡，考古學不只是揭示遺址與文物的知識，更是一種解讀歷史文本，思考島嶼社會的生存，探索臺灣未來發展的想像。

 
✦　您長期研究臺灣海峽史前人群與文化交流，在區域文化脈絡中，您如何定位臺灣的史前文化角色，以及這些跨海交流的考古證據為我們理解臺灣與東南亞島嶼間的史前文化互動帶來了哪些啟示？

　　從古生態環境變遷來看，臺灣與大陸在8000年前是連在一起的，臺灣海峽的出現，是因為冰河期結束、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海水入侵臺灣跟大陸之間的陸地的結果。從考古證據可以看到華南的製陶技術、石器磨製技術以及農耕技術在6000至4000年之間傳播到臺灣島上，臺灣從舊石器進入到新石器時代。1980-1990年代張光直先生及國外學者從語言學、考古學和生物人類學的證據得出臺灣與中國大陸東南沿海是解決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的關鍵重點區域。除了臺灣與華南史前的文化互動之外，臺灣與東南亞的互動也是另一個研究重點。我們可以看到4000年前左右臺灣東部與菲律賓北部之間可能存在的文化交流，以及公元前後200年間臺灣玉料輸出到東南亞，以及東南亞的金屬和燒珠製作技術傳入臺灣的雙向互動。比較有趣的是，相對於新石器時代華南與臺灣之間比較頻繁互動的時期，公元前後開始至14世紀之間，兩岸之間的互動似乎變得比較不清晰。直到15-17世紀中國、琉球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及海盜活動，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和臺灣之間的互動又再度頻繁，可以看到中國的陶瓷器出現在臺灣各地。

✦　除了史前時期之外，您的研究視野也延伸至10至17世紀印尼Maluku（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貿易史。您如何評價這段跨島嶼香料貿易在東南亞及全球歷史中的地位與影響，以及這種跨島貿易如何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

　　摩鹿加群島的丁香和肉豆蔻是兩種在世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香料，16世紀歐洲人開啟大航海時代，起初的目的就是為了到東方來尋找這兩種香料。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場域是肉豆蔻的產地與貿易中心—班達群島，透過陶器的分析、聚落的發展和歷史文獻看到了島上從10世紀開始，海上貿易變得更為重要，但同時島上社會也逐漸出現本土與外來群體二元分化的情況，人群、聚落、信仰和交換網絡都呈現這樣的二元分化的現象。最終，在17世紀應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想壟斷香料貿易的競爭壓力時，整個島上90％的人口被荷蘭和日本浪人軍事組織屠殺殆盡。近幾年轉往丁香產地與貿易中心的帝多雷島，也是從考古和文獻資料，看到位於北摩鹿加群島的帝多雷島以及周邊產丁香的小島之間，雖然也存在外來與本地群體在貿易和文化上的競爭，但這個競爭的過程在透過儀式、信仰和再融合方式，逐漸統合整體社會。雖然同樣面對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殖民勢力的壓迫，卻能最終延續北摩鹿加群島的文化與傳統，直到今日。班達群島和北摩鹿加群島都是島嶼的生態環境，都生產重要的香料，也同時面對外來與本土的互動，以及歐洲殖民者的壓迫，但他們的歷史發展與結果卻是不同的。這當中有些事情值得同樣是島嶼的臺灣社會來深入思考與借鑑的。

✦　此外，您也投入臺灣與印尼摩鹿加群島歷史地圖的研究，以圖像資料探索兩地的歷史記憶與地緣想像。您如何運用這些歷史地圖來重建臺灣與印尼的歷史脈絡，並為我們理解兩地的地理認知與歷史連結帶來了哪些新的視角？

　　一開始研究歷史地圖的目的是為了尋找原史時期（proto-historical period）的考古遺址。因為歐洲人的地圖大多都是經過三角測量技術所繪製的，可以利用現代GIS的技術進行地理匹配。透過歐洲人的視角可以理解他們所描繪的地理空間，包括臺灣西南平原和印尼島嶼的聚落、地形和島上的地景。從這些地理空間訊息可以知道早期歐洲人所關心的事物，地形地貌的變化，以及預期原史時期的原住民聚落的位置。此外，地圖的繪製，也會不經意地透露空間權力的拉鋸，譬如17世紀色耳登的中國地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中，帝多雷島西南有兩個聚落，一個是西班牙人建築的城堡，地圖上標注為紅毛住，另一個聚落被標注為化人住，從地理位置上看應該是當地人的聚落，這兩個聚落外畫有兩條線，可能是兩個不同的貿易路線。我們在地表調查中採集到的瓷器來看，這兩個位置的瓷器種類有比較大的區別，說明歐洲殖民者的聚落與當地居民聚落所消費的外來瓷器具有差異性。這些訊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帝多雷島的殖民歷史。

✦　除了跨地域的宏觀研究之外，您也深耕臺南本地的文化議題，例如對西拉雅文化資產的研究。作為一種傳統信仰空間，西拉雅文化資產在臺灣多元文化社會結構與地方社會治理中具有特殊意義。您如何解讀西拉雅公廨以及飛番墓在臺南地方社會的族群互動與治理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價值？

　　西拉雅的文化資產研究主要是因為入職成大考古所之後，思考作為一個大學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利用自己的本職學能，對當地的社群作出貢獻。在一次執行西拉雅文化資產調查的產學研究計畫中認識了東山吉貝耍段洪坤老師，從此踏上了西拉雅文化資產的研究道路。西拉雅是臺南平原的原住民族群，過去一直被認為是已經被漢化的少數群體而較不受重視。但透過公廨的調查，我們發現西拉雅的阿立祖信仰其實還在臺南近山丘陵地帶的聚落中持續存在。另外，我們也曾經針對佳里北頭洋的「荷蘭井」和飛番墓進行調查，驗證了清代西拉雅族群從靠海的平原地區往靠山區域遷徙的歷史過程。像這些研究資料也逐步轉化成踏溯臺南大路線的課程內容與教學元素。

✦　在您的研究歷程中透過田野考古與歷史調查累積了許多精彩發現；可否請您分享一兩個令您最驚喜或印象深刻的考古發現，並談談這些發現如何影響您對相關歷史議題的理解，以及對您的研究方法產生了什麼樣的啟發？

　　考古學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本身研究的對象與內容相當豐富，這本身已經令人著迷了。不過，對我來說，考古學最讓人驚奇的是每一次田野調查或考古發掘的歷程中，所發現的新奇的考古遺址、遺跡和器物。像我曾經跟著指導老師去東帝汶最東邊的Tutuala，找到還沒有被發表過的洞穴壁畫，疑惑古代人為何要在這樣的地點製作壁畫？也曾經在臺灣的考古遺址發掘過打製的石斧、玉器。在印尼帝多雷島也調查到不少10-13世紀宋元時期的中國貿易陶瓷器，可能來自阿拉伯世界的釉陶，當地所生產的精美的陶器，以及繪製於荷蘭古地圖上、但目前被叢林所淹沒的西班牙城堡。從這些經歷總結了田野調查是考古學中最重要的一種研究方法與工作，幾乎是難以被替代的。因此這幾年也帶了三十位成大的學生前往印尼，執行教育部新南向的考古田野實習計畫，為文學院和相關科系的學生提供一個不同的學習體驗，希望能培育下一代的東南亞考古學者。

✦　最後，面對如此廣泛而跨領域的研究範疇，您如何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與知識生產過程，以及在整合考古、歷史與文化研究的過程中，您如何看待自己作為考古及歷史知識建構者的角色，並從中獲得了哪些新的體悟？

　　歷史與文化資產的知識肯定是建構出來的，但知識的生產應該是要按照一個比較透明的程序，逐步交代資料的採集、分析的方法與詮釋的觀點，讓大眾能公平客觀的檢視與再詮釋。對我而言，考古學研究除了滿足學者本身的好奇心之外，還應該會觸及對於人性本質、歷史發展以及文化資產的意義等等比較深刻的反思。當然，科技的進步也為考古學研究提供新的方法，以便於提取新的訊息。因此對於新科技的學習與應用，是我認為考古學能夠持續不斷前進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也成為自我學習的一個期許。